“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早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言它可能有
“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早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言,它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名人的认识——不必把历史名人神化,也不应把历史名人丑化。
这句历史名言,也可能成为我们对自己缺点的挡箭牌——连万里长江也免不了千里一曲,更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呢?不过我倒想提醒一下诸位:“千里一曲”虽然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万里长江”。
如果说“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在消极地回避死亡,那么“朝闻道,夕死可矣”,则是他在“积极”地藐视死亡。孔子将“人”抽象为道德的存在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而,一个人即使死也要死得合于仁义礼教,即曾子所谓“得正而毙”(《礼记·檀弓上》)。既然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闻道”守礼,那么礼仪的娴熟、典籍的温习、节操的修养就成了人生的必修功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西铭》这几句名言,道尽了儒家对生死的典型态度。尽管儒者明白“丧礼,哀戚之至也”,可他们仍然强调应“节哀顺变”(《礼记·檀弓下》)。道家对死亡似乎更为“超脱”,《庄子》中多处论及齐生死等寿夭,《齐物论》宣称“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德充符》还主张“以死生为一条”,《大宗师》也认为应以“死生存亡为一体”。
生死虽说是人的“头等大事”,但在魏晋之前,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遮蔽了死亡的深渊。
到了魏晋,阮籍公开奚落礼法“鸿儒”,嵇康更指责“六经务于理伪”。在名士们看来,问题不是一生能否“闻道”,而是儒家之道不值得一闻,更不值得为了“闻道”而丧命。生命是“从生身命根中带来”,所以王羲之沉痛地喊出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并毫不客气地斥责庄子说:“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魏晋名士们死亡的“边缘体验”异常敏锐,伤逝悼亡也异常撕心裂肺,《世说新语》中常有“气绝”“恸绝”“一恸几绝”“因又大恸”的记载。他们有时悼人:“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有时自悼:“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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