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又说：“让张先生来，我有话说。”

张居正走进太和殿，殿中光线惨淡，朱翊钧深留在阴影里。他对张居正说：“您在京守制，忠孝可谓两全了。今天是除服的日子，朕很宽慰，赐您些东西，以表达朕对您移孝做忠的赞赏。”

张居正听了这话，想起老爹，不禁鼻子一酸，他对朱翊钧表达了自己的心意：“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翊钧看着同样在阴影里的王国光，说：“张先生对国家真是忠心耿耿。王尚书，你身为吏部尚书，应该有话要说吧。”

王国光的话是可说可不说的，无非夸赞张居正是官员们的楷模，如果每个官员都能如张居正一样，一心为国，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那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但他马上意识到这些话太空，而且如果针对张居正在京守制这件事发挥这些空话，不是儒家门徒的本色。儒家讲孝为大，倘若每个官员都效仿张居正，父母去世而不回家守制，那儒家的根基岂不是就动摇了？

他嗫嚅了半天，不知该怎么说。张居正理解了他的难处，插嘴道：“既然已除服，我想去两宫太后那里叩头称谢。”

这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两宫太后的支持，张居正在京守制和后来的回家奔丧都会成空。朱翊钧欣然同意。

李太后对张居正说：“张先生现在总算是忠孝两全了。皇上年纪还小，都仰仗张先生，希望张先生以后更要尽力。”

张居正的直觉告诉他，这是客套话，因为朱翊钧年纪已不小，1579年时已十五岁，这样的年纪实在谈不上小。李太后还在说客套话：“张先生尽力辅佐皇上，到他三十岁时，张先生再退休吧。”

张居正的脑袋嗡嗡起来，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来，朱翊钧绝不会允准；二来，张居正最近总感觉身体状况欠佳。早在三年前，他就患上了异常严重的肛肠疾病。工作繁忙时，他会坐立不安，心慌意乱。其实肛肠疾病，贵在调养，只要有时间调养，并非大事。问题就在这里，张居正没有时间调养，所以疾病缠缠绵绵，不肯离他而去。

他对李太后说：“我只能尽力而为，至于辅佐到何时，就看天命吧。”

李太后对张居正这句话的理解是随性的，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1580年初，张居正做内阁首辅已九年，按惯例考满加恩，张居正死活不同意。他向朱翊钧直抒胸臆：“人做事符合天理，心自然安，毫无歉恨，就是求仁而得仁也。可我最近审视自己的良知，发现还有不当之处，心上很不安，也就是说，我还未做到极致，未全身心地做事报君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加恩？倘若皇上加恩，那我更自责，我的良心会惩罚我。如果不加恩，我还能勉强心安，为国家心无旁骛地贡献力量。”

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胸臆大为叹服，他对身边的人说：“你们看看，居功非但不自傲，反而如此谦逊，张先生真是千古第一臣!”

加恩的事于是不了了之，张居正却抑郁起来。其实事情明摆着，张居正真心不想让朱翊钧加恩于他，但他还有个私念，朱翊钧至少应该几次三番要下旨加恩。这就是人心，它不是知行不一，只是想在心上找到一片温暖。然而，朱翊钧没有给他温暖，反而就此作罢。

换作别人，必会气恼。张居正没有气恼，抑郁之后就是释然，这自然是心胸。但释然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皇上如此决定不加恩，是不是他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想加恩？不想加恩，是不是对自己有了意见？

这念头一生，张居正立即紧张起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伴君如伴虎……种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低劣的格言统统涌上心头。然而，这只是刹那一瞬，很快他就埋头工作了。

心事一旦产生，虽会忘记，但触景生情，马上会重新泛起。1580年三月，张居正奉朱翊钧之命到天寿山拜谒。一天晚上，他和陪同去的申时行谈公事。公事很快谈完，两人进入聊闲天模式，申时行感叹地说：“人死如灯灭，灰烬而已。”这句话大概是面对皇陵而发，却一下戳中了张居正的心窝。

张居正长叹一声，很冲动地对申时行说：“我真想告老还乡，享受天伦之乐，在温暖幸福中归天。”

申时行大为惊骇，不是因为张居正想到死亡，而是自他认识张居正以来，就从未从张居正口中听到过这样消极的话。张居正的人生就是工作，他是台永动机，怎么会有私人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