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而言，一部文学史即是一种种文体兴衰、交替的历史。王国维撰述此则，可见他虽以“词话”名自己的这部著述，其实是以词体为重点来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等诸多问题的。

四言——楚辞——五言——七言，古诗——律绝——词。王国维对文体嬗变规律的描述其实包含着两个层次：先是在“古诗”的范围内列出从四言到七言的发展过程，继而将“古诗”与近体诗、词划分为另外一个过程，而将“词”作为韵文文体的终结。两个阶段的划分，确实是符合韵文文体发展实际的。在文体兴替过程中，王国维使用了一个“敝”字。所谓“敝”就是指文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拘为定式的“习套”。因为这种习惯越顽固，程式越繁琐，其对诗人情性的桎梏也就越多。如此，文体的衰落便不可避免。所以王国维的这个“敝”字，确实部分地反映了文体程式化倾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这个“敝”字也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必定以一种旧文体的衰落为前提。事实上，文体演变并非简单地以一文体替代另一文体，而是往往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着作用。譬如楚辞的产生就并非因为四言诗的“敝”，而是与楚国的地方风俗有关；再譬如词体的产生也非完全根源于近体诗的衰落，而与音乐体系的转变也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再说古诗、律绝、词的并行，其实也是宋代及此后文学的常态，故一个“敝”字，实不足以反映出文体嬗变规律的全部。

王国维认为一种文体在产生之初，都会葆有着一种独特的文体魅力和活力。但当这种文体被染指的程度过深，就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规范，而规范的增多，自然会影响到诗人表达感情的自由，所以新的文体就在这种感情需求中产生了。这当然需要“豪杰之士”过人的创造能力才能将这一愿望付诸实施。这既是他们个人的解脱之道，也是新文体产生的动力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虽然认为文体都有始盛终衰的规律存焉，但就文学总体而言，却不能由此得出后不如前的结论。因为情感表达的艺术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而文体不过是为这种情感表达提供一种体制载体而已。文体本身并无尊卑优劣之分。此论堪称精辟。

五五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也。

] 《三百篇》：即《诗经》之别称，因其有诗三百零五首，故约以成数而称之为《三百篇》，亦称《诗三百》。

] 《十九首》：即《古诗十九首》，为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所作五言诗的合称，初名《古诗》，因其数量为十九首，故后世多称《古诗十九首》，省称《十九首》。

] 《花庵》：即《花庵词选》，亦名《绝妙词选》，南宋黄昇编选，共二十卷，选词一千多首。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所选各家系以小传，间附评语，颇具卓识。

] 《草堂》：即《草堂诗余》，南宋何士信编选，共四卷，选录唐五代宋词三百六十七首，以宋代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四家词为最多。按内容分为四季、节序、天文、地理、人物、器皿等十一类，词下系以作者名，少量词句下有注，词后多附录各家词话。此书宋刊本已佚，今存最早为元代刊本。

诗歌史上的《诗经》、《古诗十九首》，词史上的五代、北宋词，都没有专门表达主旨的标题。其实也不是没有标题，而是诗词中所表达的内容，无法用一个标题完全涵盖住。自从《花庵词选》、《草堂诗余》在每个词调下写上标题，包括古人原本没有标题的也为之补题。这就好像观赏一幅优秀的山水画，一定要说画中画的是某座具体的山、某条具体的河，这能行吗？一首诗有了标题，也就失去了阐释的空间；一首词有了标题，也同样限制了意义的联想维度。但学识才华中等及以下的人，很少能懂得这一点，并从中超越出来而自树一天地的。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三十九则，其实是在先写的一则基础上进行大幅删除后新写的条目，原条目仅保留“诗有题而诗亡”至末数句。而“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数语，则为发表时王国维补写的文字。手稿中被大幅删除的原文是：“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用为美刺投赠，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也。”接下就是“诗有题而诗亡”数句。王国维删除的这些文字，大要在说明诗词的“本意”以描写、表现自然与人生为主题，非用于表现外在而世俗的美刺投赠。自然与人生的主题是开放而深邃的，而美刺投赠则是固定而单一的。王国维认为如楚辞、汉代的五言诗、五代北宋词等即以自然人生为“本意”，故他们不以“题”自限。后人为求诗意显豁而标明主题，而且为古人原本无题的作品注明题旨，如此遂影响到一时创作之风气，也就容易忽略了表现自然人生的“本意”了。王国维的立说固然有其依据，但也确实有夸大立题作用的嫌疑。自然人生的本意是否就一定与有题形成对立？也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实际上，精妙的诗题同样也是别具魅力的。

此则看似讨论诗词有题与无题的关系，实际上是强调“意”的“深远之致”的问题，仍可回到诗词言外之意的话题中来。王国维认为《诗经》、《古诗十九首》、五代北宋之词都无题，这种“无题”并非没有主旨，而是无法找到能概括内容的题目，或者说勉强立一题目，反而将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厚意味限制住了，所以王国维说诗词的无题是因为“不能以题尽之”的意思。因为诗词语短情长，其意蕴以带有开放性和联想空间为上。所以王国维主张诗词的“无题”，不仅仅是强调有题无题的形式问题，而是在强调一种属于诗词特有的文体韵味。不过，王国维为了强化立论的气势，不免也有出语仓促之处，譬如北宋词中“有题”的现象就是不一而见的，如苏轼词更是以有题为主，则概将北宋词说为“无题”，就显得草率了。

王国维特别提到《花庵词选》、《草堂诗余》两部词选的擅自立题现象确实比较突出，有的是出于演唱功能的需要，如《草堂诗余》本为坊间歌唱而编选，为了方便歌伎根据情境选择曲词，故有季节、节序等分类，而每首作品之下更有将这种季节和节序具体化的现象。其实这种编排和点题多是姑妄言之，带有实用意义的。只是后人往往根据编者所加的题目去理解作品之意，恐怕编者当初也未料到。王国维认为读诗读词，就好像看一幅精美的山水画，观者但凭想象，感受其山水之形、山水之美就足够了，不一定要明确指出具体是某山某水。王国维的这一理念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其实点名某山某水，同样也不妨碍有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的观众去联想到更多的审美空间的。只是“中材之士”往往会受这种有题的情况局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