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陪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廿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三踌躇，迟迟未出。
然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一则叩谢石樵先生枉吊敝庐之劳，一则到局与诸君子商榷，以明同舟共济之义。刻下局中章程，国藩曾未闻知颠末。然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湘潭、宁乡两县各交界之所，不必另立练局，但在城内立一总局，两处多设探报，贼至则风雨疾驰，仍可御于境上。城内总局人数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要须简择精严，临阵不致兽骇鸟散，则虽少亦决其有济。
此时请饷于上，既屡请而不应，即派捐于乡，亦必有穷乏不应之时。盖去年既有摊捐之案，今秋又值大旱之后，各乡素号殷实者，虽告贷于人而无门可入。若粤匪一日不靖，则防守一日不可撤。而邑中能捐之家，只有此数。苟其罗掘将尽而警戒未弛，则虽逆匪不来，而亦有嚣然难靖之势，是不可不早为之虑也。国藩未深悉现办之情形，而辄发无当之议论，惟左右节采而详示之。
江岷樵之被物议，想皆闻诸委员之口，不知委员中果有沉实慎言其人者乎？抑多悠悠随人拾谤者、忌者之唾馀，以推波而助澜乎？武都司之死，以力战无援之故，京师人多哀怜之，亦往往有得粤中信者。国藩亦接曾香海信，深为武都司鸣冤，而无一字议及岷樵者。岷樵之为人，孝友肫肫，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即此次身受矛伤，亦足以明其非退怯之人。而赛相国濡滞沾沾，又断非能以事权全属岷樵者。岷樵去年墨绖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此次传闻之言，不能遽以尺一远相苛责，待听睹稍真，然后再议可耳。
卷之二
与各州县书
启者：
国藩于六月奉使江西，七月廿五日在安徽太湖县，痛闻先慈大故。即日奔丧，买舟西上，行至武昌，始闻长沙被围之信。抛弃行李，仅携一仆，匍匐间行，于八月廿三抵家，即以九月十三权厝先慈于居室后山。方拟另寻葬地，稍尽孝思，腊月十三奉到谕旨，命办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即于廿一日驰赴省城与张中丞商办一切。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节。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数者，在在多有。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姑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
自粤匪滋事以来，各省莠民，常怀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乱，一次不惩，则胆大藐法；二次不惩，则聚众横行矣。圣主宵旰不安，严饬歼除匪党。张中丞仰体圣意，日日以除莠安良为心。前月曾有一札严拿土匪，令州县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专丁送信至中丞署内，设法剿办，但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此亦明府有为之会也。
国藩奉命查办匪徒，才识短浅，耳目难周，憔求明府努力同心，匡我不逮。或饬谕绅耆与之协拿，或专丁来省请兵密剿，方略无常，惟期迅速，去一匪则一乡清净，剿一巢则千家安眠。匪惟国藩厚幸，实大有造于我桑梓之邦也。
与省城绅士书
启者：
去年逆匪围城八十馀日之久，城内居民半受疮痍，现在贼踪远去，已在千里之外，而犹恐其分股回窜。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
防守之道，第一要人心镇定，第二要查拿奸细。欲求镇定，断不宜逃徙出城。去年七月贼匪未来之先，城中居民有逃往湖北而遇害者，有逃往各县各乡而遇害者，可见生死前定。命数应死者，虽逃亦死；命数应生者，不逃亦生也。国藩本系乡间之人，特来城中度岁，奉劝城中绅耆士商，大家镇定相戒，不得逃徙。幸甚幸甚！
至于查拿奸细之法，亦赖城中居人大家齐心，不藉差役之稽察，不藉弁兵之巡逻，但以长沙之人，办长沙之事，以本街之良民，查本街之土匪，则奸细之踪迹不得匿矣。每一栅栏之中，择良民四五家专司其事。日则留心访查，夜则轮流坐守。以五家计之，一月之内，不过各守六夜耳。查察严密，遇有形迹可疑者，扭送长、善二县，立即究办，不须派钱，不须造册，人人齐心，家家自卫，内奸既清，外寇自不得入。现在浏阳匪徒剿办已毕，各处新调兵勇，皆于正月可到，日日操练，有备无患，尚何惊惧之有哉？
国藩奉命查办土匪，惟冀绅耆士商，协力相助。桑梓之谊，切如手足；方寸之地，坚如金石，谅城中各有同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