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和南宋发行纸币的原因主要是大地主大商人对金银和铜币的集中积存，大量贸易引起的金钱外流，使国家感到每年铸造的铜钱已经捉襟见肘了。这是整个社会与唐代相比商品经济更加发达的标志。金国发行纸币的原因同宋相似，但它的商业不如南宋发达，金朝后期由于抵抗蒙古的入侵，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出现危机，就靠大量印发纸币维持。

纸币的发行给社会经济生活中带来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使货币贬值的问题更加尖锐。在经济和政治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如果对发行的数量加以合理控制，那么这种方便交换的新货币也可以成为商品经济的催化剂。但在专制统治的自然经济中，经济的崩溃与社会动乱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关头，经济利益并不靠经济政策来调节，而依靠暴力来改变。因而，前朝的纸币对后朝来说一钱不值。而且，即使是在一朝之中，纸币的贬值也是不断发生的。在任何情况下，首当其害的大多是一般中小商人和普通百姓。因而，和平时期纸币在自然经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方便交换的临时性角色，而且或多或少加剧了社会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当整个社会在天下大乱中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基点上之后，纸币自身的价值便消失了。在它加剧社会财富的集中并导致社会彻底重组这个意义上，纸币又多少是一种革命性的角色。不过，其代价是它本身在社会的彻底重组中完全丧失价值。

宋朝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宋朝对军事指挥系统的改革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同时限制了将帅才能的发挥，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经过改革后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即使是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前提下，也不宜于驾驭北方强悍而要求相对自由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这样，与唐朝相比，宋朝不但没有西北和华北充足的军马基地，而且还不得不处于同从西到东的北方边界上的夏、辽（金）勇健的骑兵部队作战的境地。

在北方的军事压力下，宋人表现了对军事学术和技术极大的研究热情。在《宋史·艺文志》中所列的宋代兵书共有部，计卷，约为唐代的倍！其中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是北宋朝廷组织修纂、由曾公亮（～）和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这部书中最先给出了火药的确切配方。另外还有前代从未出现过的关于兵器制造和军事工程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的大量出现表明宋人已不像前代人那样仅从兵法方面来研究战争，而开始从纯粹的武器技术方面来研究战争了，同时也表明宋代除了出现火器这种新式武器之外，所有传统的冷兵器和战争器械都有了改进和新发展，其品种繁多无比。《武经总要》中所记述的就有攻城器械：壕桥、各种云梯、辕车（攻城时隐蔽人员用）、搭车、饿鹘车、钩撞车、烧城门楼的火车、临冲吕公车等；守城机械：撞云梯车、飞钩、夜叉雷、瓮听、吊车、狼牙拍、塞门刀车、绞车、砖擂、木擂、铁链夹棒等；障碍器械：铁蒺藜、拒马枪、鹿砦、扌刍蹄、地涩等。所有这些进步，当然首先要归功于那些官营军器工场的工匠以及那些热心于新兵器研究和改进的吏民了。朝廷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对于新器械（包括非战争用途的器械）的发明和创制者给予各种奖赏——赐衣物束吊、钱，增月俸，升官等，并且还对一些新发明及时加以推广，因而宋代“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宋史·兵志》）。

相对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宋朝控制着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大部和已经全面开发了的南方，因而一系列新的技术发明首先在这里诞生。这是一个相对优势。但对于有大量汉族人民生活的并且多数少数民族亦在日益汉化的北方诸政权来说，中原的任何一种新发明都会很轻松地在北方得到应用。因而，宋朝在技术上的优势还没有完全扭转它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除了前述的伟大发明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进步，宋代在所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领域都留下了新的记录。

北宋一名主管营造的将作监（官营工场长官）李诫（?～）组织创作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这本书集中反映了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的特点，在当时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北宋首都汴京的虹桥，显然，只有在京师这样的地方才有建造装饰性的木桥的必要。就实用和耐用的角度而言，石桥要远胜于木桥，因为石材和木料相比，不但耐磨性好，而且不会因潮湿水浸后腐朽。建于～年间的洛阳桥便是一座梁架式石桥，它坐跨在宋的南方贸易城市泉州东北的洛阳江上。南宋于～年间在福建晋江安海镇用花岗岩建造了一座约.千米的安平桥（五里桥），这座桥跨海与南安县的水头镇相连，作为中国最长的古代桥梁基本完好地保存到了今天。南宋晚期的年前后所建的福建漳州的虎渡桥（江东桥）是中国古代最大最长的石梁桥。

年，北宋的王惟一（～年间的御用医官）撰修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统一了针灸家对穴位的看法。王为此还制造了一个铜人，用以对医学校学生和针灸医生的教学和考核。南宋时曾担任过四任法官（提点刑狱官）的宋慈（～）写出了一部《洗冤集录》（卷），这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问世后在中国沿用达多年，并被译成了多种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