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洽字阳士，汝南郡西平县人。被推举为孝廉，大将军们征召他去当官，他却不就职。袁绍在冀州任职的时候，派使者迎接汝南郡的士大夫们。和洽独独认为：“冀州土地平坦，人民强悍，常被英雄豪杰们利用，是四方争战之地。袁本初借助这个地方做据点，即使能强大起来，但是各地的英雄豪杰正在兴起，他能否保全还不一定。荆州的刘表没有别的远大志向，爱护人民，喜欢有才之士，荆州地势险恶，山地平静，人民弱小，容易作为依靠。”于是和洽与亲戚故旧一起到南方跟从刘表，刘表用上宾之礼对待他。和洽说我之所以不跟随袁本初，是为了躲避那块争战之地。刘表又是这样不明时势的主子，也不能过于接近，时间久了将会面临危险，一定会有说坏话的邪恶小人从中挑拨离间。”于是和洽又南迁到武陵郡。
太祖定荆州，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检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
太祖平定荆州后，和洽被征召为丞相府掾属。当时毛玢、崔琰都凭忠直清廉治事，他们选用人才首先重视节俭的品德。和洽进言说：“治理天下最宝贵的，在于根据职位选拔人才，不能够以节俭做唯一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对节俭朴素要求过了头，自己拿来做处世原则还可以，如果拿这一标准去规范所有的人，失误恐怕会很多。当今朝廷上有一种议论，官员中有穿新衣、乘好车的人，就说他们不清廉；大官们到治所来，不修饰容貌，衣服皮袍破旧的人，就认为他们廉洁。这使得士大夫们故意穿脏破的衣服，把表明他们等级的车子、衣服藏起来不用；朝廷和丞相府的大官，有的人自己提着酒食到官署来。建立教化的标准和观察社会风气，贵在恰到好处，这样才可以延续下去。现在推崇一个死板的难以被大家接受的行为标准来要求不同的人，如果勉强推行下去，一定会出现弊端。古代最重要的教化，只要努力做到通人情就行了。一切过激离奇的办法，反而容易被利用来掩盖假象。”
魏国既建，为侍中，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洽陈玢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玢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洽对曰：“如言事者言，玢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玢以枉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玢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上之言，当肆之市朝；若玢无此，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核，臣窃不安。”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此为君之诫也。”
魏国建立后，和洽担任侍中。后来有人禀告说毛玠在背后诽谤太祖，太祖在接见身边大臣时，非常愤怒。和洽陈述说，毛玠平素的行为都有一定的准则，因此要求太祖核实这件事。退朝时，太祖下令说最近禀告事情的人讲，毛玠不只是诽谤我，而且又替崔琰鸣不平。这样做既损害了君臣之间的恩义，又妄自替死去的朋友埋怨悲叹，实在不能容忍。往昔萧何、曹参和汉高祖在地位低下时一同起事建立功勋。汉高祖每次处境困难，这两位丞相都恭敬顺从，使为臣之道更加显明，所以福泽延续到他们的后代。和侍中最近要求核实这件事。我之所以不听从他的意见，是因为我想慎重参酌。”和洽回答说如果像告事人说的那样，毛玠的罪过就很大，天地也不能容忍。我并不敢歪曲事实赞美毛玠而违背君臣之间的伦理大道，因为毛玠出于众官之中，受到特别提拔，官位显要而担任着最重要的职位，多年来受到您的恩宠，刚强正直、忠诚公正，大家都畏惧他，照理不应当有这样的事。但是人情难保不出偏差，首要的是应该慎重考查，两方面都要查明实际情况。现今圣恩显示出容忍污垢的仁情，不忍心交给狱吏治理，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理与无理区别不清楚，疑心就会从现在开始。”太祖说：“我不考查的原因，是想让毛玠和告事的人两方面都相安无事。”和洽回答说：“毛玠若确实有诽谤您的言论，就应当将他处死后暴尸于众；如果毛玠没有这样的事，告事的人就是有意诬陷大臣而使主上判断错误；这两方面不考查核实，我内心不安。”太祖说：“现在正在打仗，怎能听了别人的话就考查呢？晋国狐射姑在朝廷刺杀阳处父之事，应是对国君的警戒。”
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出为郎中令。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进封西陵乡侯，邑二百户。
太祖打败张鲁以后，和洽提出应及时转移军队迁徙人民，这样可减少设置守备的费用。太祖没有采纳，后来竟然移民而放弃了汉中郡。后来和洽调出担任郎中令。文帝登位后，和洽担任光禄勋，封为安城亭侯。明帝即位后，晋封为西陵乡侯，食邑二百户。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诏书谦虚引咎，博谘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废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余之务，以为军戎之储。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虚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诫也。”
魏明帝太和年间，散骑常侍高堂隆上奏说：“顺应季节的风不来，反而出现衰败之气，一定是有官吏不尽职尽责而引起天道失调。”明帝下诏书谦虚地承认错误，广泛地咨询不同的意见。和洽以为：“人口稀少而农耕的人很少，游食的人却很多。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粮食为生命。因此如果荒废了一个季节的农业生产，就丧失了养育人民的根本。所以先王都努力免除繁杂之事，以便专一发展农业。自从春夏以来，人民被劳役困扰，农业有所荒废，老百姓忧愁不堪，顺应季节的风不来，未必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消除灾情恢复元气的办法，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了。太祖建立大业，供给士兵的费用，提供奖励军队的用度，官员们钱财粮食丰富，仓库里粮食布帛充足，这都是因为不修饰无用的宫殿，断绝了浮华的费用。当前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停止和减少劳苦繁杂的劳役，去掉多余的事务，拿节省的钱财作军需储备。边防的守御，应该预先准备。了解敌人的虚实，蓄养军队士兵，谋划好朝廷制胜的策略，搞清楚进攻取胜的谋略，详细询问众人以求得正确恰当的意见。如果不早先定好谋略，轻视弱小的敌人，频繁地出动军队，出动军队又没有取得功效，所谓‘爱动武反而无威严’，这就是古人对我们的告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