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为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②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

为苏子：即苏秦，字季子，战国时期东周洛阳人，他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开始的时候主张连横，游说秦王但不被采纳，后主张合纵，被采纳。②病：害，损害。

东周想要种水稻，但西周不放水，东周很忧虑这件事。苏子就对东周国君说：“请让臣去说服西周放水，好吗？”于是苏子就去拜见西周国君，说：“您的谋划错了！现在您不放水，因此会使东周富裕起来。现在东周的百姓都种植麦子，没有其他的可以种植了。您如果想要加害于东周，还不如一次为东周放水，来冲坏他们所种植的麦子。放水，东周必定再次种植水稻；种植水稻那么就再次停止放水，让它没有收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让东周的百姓仰仗西周，因此就听命于您了。”西周君说：“很好。”于是就放水。苏子也得到了两个国家的赏金。

水稻是靠水才能生长的农作物，没有水就无法栽种成活。东周打算栽种水稻，但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西周来说是在黄河的下游，西周不放水，就没有水来栽种水稻。

文中的苏子就是苏秦。他是战国时代著名的说客和谋士，起初主张连横策略，以此去游说秦王，但不被秦王所采纳，落魄失意，回家后，苦心钻研合纵策略，然后游说崤山以东的六国，被采纳。他的发家过程是一个人通过自我努力，从最初一穷二白到后来享受荣华富贵的过程。因此，他被许多渴望得到权力、金钱和地位的人所崇拜。本篇是他在《战国策》中首次亮相，以三言两语就说服西周国君放水，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两国的赏赐，真不愧为谋略家。

本篇篇幅短小，记载的是苏子代表东周去游说西周国君，让西周放水，好使东周栽种水稻。游说策略是，直接指出西周的政策是错误的，利用西周想控制东周的心理，劝说西周国君利用地处黄河上游的优势，放水淹没东周的小麦，从而达到使西周放水以便东周种稻的目的。他采用的还是用现实的好处来说服游说的对象，从而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见，在说服别人的时候，首先要了解对方现实的需要，并在接下来的劝说过程中想方设法满足他的现实需要，来使对方听从自己的意见，达到自己本来的目的。而对方的现实需要也就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现实的国家利益。毕竟，只有国家利益才是能说服对方的最有力的武器，因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所有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改变都是在国家利益的指挥棒下引导出来的。

分析苏秦游说的言辞，最关键的就是他处处在为西周的国家利益考虑。在放水不放水的问题上，他要比西周国君看得远、看得全面。所以他能够充分利用两个国家的矛盾，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给对方指明放水的现实好处，从而打动了西周国君，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并通过自己提出的意见为对方带来现实利益，不仅达到了对方的目的，还为自己带来了现实的好处，“亦得两国之金也”。可见一条三寸不烂之舌，的确有很大的威力。

周文君免士工师籍，相为吕仓，国人不说②也。君有闵闵③之心。谓周文君曰：“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④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春秋》⑤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故众庶成强，增积成山。”周君遂不免。

为相：任用某人为相国。②说：通“悦”，高兴，喜悦。③闵闵：忧愁的样子。④三归：管仲故意在自己家筑台，命名为“三归台”，以掩盖桓公罪过，表明非有意伤害民心。⑤《春秋》：东周时代鲁国的一部编年史，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修订而成的。

周文君免去了工师籍的职务，而改用吕仓做相国，周的百姓对这件事不高兴。周文君很担心。这时有人为吕仓来劝说周文君，说：“国家做出一个决策，人们必定会有诽谤和赞成两种态度，忠臣使诽谤全都加在自己的身上，而把赞美的话都加在君主的身上。宋国的君主贻误农时来建造娱乐用的高台，因此百姓都非议这件事，这是因为没有忠臣来为君主掩盖过错罢了。子罕辞掉了相位而改做司空，百姓非议子罕但褒扬他们的国君。齐桓公在宫中设立了七个市场和七百个国家妓院，国人非议这件事情。管仲因此故意在家里筑“三归台”，来掩盖齐桓公的过错，而不是自己有意伤害民心。《春秋》所记载的臣子杀国君的事例数以百计，这些臣子都是很受赞誉的大臣。所以说大臣受到赞誉，并不是国家的好事。由此看来，人越多力量就越大，积累微小的土石就能成为大山。”周君于是就没有免掉吕仓的职位。

本篇是吕仓的说客为了吕仓对周文君的劝说，劝说的策略是摆事实、讲道理，用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来说服周文君不要忧虑，不要太在意百姓的意愿，不要免去吕仓的职务。首先他用一句话作为立论的基础，提出忠臣会将人们对国君的诽谤加在自己身上，而将人们赞美的话加在国君的身上；接下来分别列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和一个正面的例子，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自己所提出的观点，达到了自己劝说的目的。

这样劝说，既有观点又有事实例证，是最有说服力的。最后将结论归结到《春秋》所记载的臣子杀国君的事例上来，似乎从这里强调了一下免去吕仓职务的严重性，因为国君这样做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就像《春秋》中所记载的臣子杀国君的事例一样。在整个劝说的过程中，那位说客只字没有提到吕仓的事情，而只是在谈论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君臣关系状况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这样就说服了周文君，而继续让百姓不满的吕仓做相国。

在《战国策》中，有很多的游说和劝说都采用了例证法，也就是列举古代帝王或大臣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古代的君王大多思慕远古时期帝王所建立的功业，那些前来劝说的谋臣策士往往抓住国君的这种心理进行说服，而这样的言论往往能够打动被劝说的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