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早已成为历史上的名言，它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名人的认识——不必把历史名人神化，也不应把历史名人丑化。

这句历史名言，也可能成为我们对自己缺点的挡箭牌——连万里长江也免不了千里一曲，更何况我们这些小民呢？不过我倒想提醒一下诸位：“千里一曲”虽然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万里长江”。

如果说“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在消极地回避死亡，那么“朝闻道，夕死可矣”，则是他在“积极”地藐视死亡。孔子将“人”抽象为道德的存在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而，一个人即使死也要死得合于仁义礼教，即曾子所谓“得正而毙”（《礼记·檀弓上》）。既然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闻道”守礼，那么礼仪的娴熟、典籍的温习、节操的修养就成了人生的必修功课。“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西铭》这几句名言，道尽了儒家对生死的典型态度。尽管儒者明白“丧礼，哀戚之至也”，可他们仍然强调应“节哀顺变”（《礼记·檀弓下》）。道家对死亡似乎更为“超脱”，《庄子》中多处论及齐生死等寿夭，《齐物论》宣称“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德充符》还主张“以死生为一条”，《大宗师》也认为应以“死生存亡为一体”。

生死虽说是人的“头等大事”，但在魏晋之前，儒道两家从不同的角度遮蔽了死亡的深渊。

到了魏晋，阮籍公开奚落礼法“鸿儒”，嵇康更指责“六经务于理伪”。在名士们看来，问题不是一生能否“闻道”，而是儒家之道不值得一闻，更不值得为了“闻道”而丧命。生命是“从生身命根中带来”，所以王羲之沉痛地喊出了“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并毫不客气地斥责庄子说：“一死生为虚诞 ，齐彭殇为妄作。”魏晋名士们死亡的“边缘体验”异常敏锐，伤逝悼亡也异常撕心裂肺，《世说新语》中常有“气绝”“恸绝”“一恸几绝”“因又大恸”的记载。他们有时悼人：“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有时自悼：“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